78年王近山病逝，南京军区打去报告，邓公：人都没了还要瞎搞名堂

邓小平：“我不听工作汇报，要听王近山的病情”

建国后，因为一起闹得沸沸扬扬的离婚官司，王近山受到了组织的惩罚，被免去了北京军区副司令的职务，同时也被下放到了河南的一个农场参加劳动，他的军衔也由中将降成了大校。

可以说，在王近山的后半生里，他遭遇了不小的挫折和变故，但同时，他也积极进行着思想上的反思和改正。

1969年4月，在中国共产党召开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，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提到了王近山，他对毛主席说道：“主席，战争时期，曾有几个人很能打仗，但现在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，建议主席过问一下。”

“谁？”毛主席笑着问道。

许世友严肃地回答道：“一个叫王近山，一个是周志坚。这俩人虽然都有错，但处理得太重了，应该恢复他们的工作。”

毛主席很干脆地说道：“行，那就请恩来同志处理一下吧。不过，你们哪个军区要他俩呢？”

许世友十分高兴，率先举手说道：“我，我要了。”

没过多久，中央军委便下达了命令，王近山被任命为南京军区副参谋长。

7月的一天深夜，由郑州开来的一辆火车停在了南京。这时，从车厢里走出来一对夫妇，他们身穿褪色的军装，男人一只手里拎着行李箱，一只手拎着三只老母鸡，女人双手抱着孩子，胳膊上还挎着一只竹篮子，里面装着地瓜等吃食。

他们一下火车，便看到了三位曾经的老战友：27军军长尤太忠、60军军长吴仕宏、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员肖永银。他们早早地便在车站等候着这对夫妇的到来，这对夫妇就是王近山将军和他的爱人。

尽管相比于他战争年代显赫的个人履历，南京军区副参谋长这个职位显得有些偏低，但幸运的是，王近山终于回到了他钟爱的军队体系中。

好不容易恢复了工作的王近山，原本以为迎来了事业的第二春，但好景不长，1974年，他被诊断出患有癌症，虽然已经接受了治疗，但仍然无力改变癌细胞扩散的残酷现实。

第二年，邓小平恢复工作后，曾专门到南京看望了自己曾经的老部下。原本是想重用他，但却赶上了他身患癌症接受治疗的当口。

当时，南京军区首长已经准备好向邓小平汇报工作了，不料，邓小平却开口阻止了他，说道：“我不是来听你汇报工作的，我要听你们汇报王近山的病情。”此后一段时间里，王近山的病情汇报每天都会被送到邓小平的办公桌上，这已经成为了惯例。

1978年5月10日，王近山因病在南京逝世，消息传到北京，邓小平深感悲痛，他说道：“王近山有很大的战功，后事一定得办好，他的悼词我要看。”

关于王近山的悼词，这让南京军区的领导犯了难，讣告上王近山的职务为军区的副参谋长，但对于这一位战绩卓越的名将而言，着实有些不匹配。

想到此处，南京军区便给邓小平打去了报告，说明了希望能够临时给王近山追加职务，如大军区的副司令或是参谋长，以成全将军一生的名节。

南京军区的报告送给邓小平审阅后，邓小平却显得很不高兴，他说道：“人都已经没了，还要搞这些假名堂，真是瞎搞。”于是，这个请求便被驳回。

几天后，王近山的悼词被送到了北京，悼词上在写到王近山的历任职务时，写着：纵队司令员、兵团司令员、北京军区副司令员、公安部副部长、军区副参谋长。

邓小平看着悼词，手里不断摸索着这份悼词，思来想去，心里还是十分不舍。他再次仔细地看起了南京军区送上来的报告，斟酌了半天后，拿起笔来将“副参谋长”四个字划掉，写上了两个大字：顾问。这意味着，讣告上称呼王近山将军为南京军区顾问。

“顾问”这两个字看似普通，但实际上大有学问。顾问一职可能并没有承担多少实际的工作和责任，但是，能够担任顾问的人，往往都是军中地位很高、资历深厚的老干部。这也是邓小平能想到的最好的办法，既维护了老战友的功绩和名节，也符合现实情况。

在邓小平的关照和指示下，王近山的丧事按照大军区领导的待遇办理，有1000多人参加了追悼会，邓小平、李先念、徐向前、刘伯承等人都送去了花圈。

1992年3月，《回忆王近山文集》出版，邓小平亲自题写了书名——“一代战将”。